公元1126年，靖康元年三月十六日，宋钦宗发出抵抗诏书，要求三镇加强防御，并指派种师道、姚古和种师中分率三路大军支援三镇。
汴京之围之后，北宋的政治局势逐渐变得更加明晰。至少在军事方面，朝廷已经准备好与女真势力展开殊死搏斗。与此同时，政治改革也在加速推进。太上皇回到汴京后，主和派遭到彻底清洗，徽宗的嫡系遭到严厉清算，钦宗迅速立太子，钦宗政府在表面上焕然一新。紧接着，一系列进攻性政策相继出台：停止遣送逃至宋境的金国官民，“金归朝官民，未发遣者止之”；取消假日，官员全天办公，“自今假日特坐，百司毋得休务”；加强军中选拔人才，提升武将地位，“诏用祖宗故事，择武臣得军心者为同知、佥书枢密院，边将有威望者为三衙”；激发民力，动员全国资源，“有能以财谷佐军者，有司以名闻，推恩有差”。
展开剩余77%钦宗显得比徽宗更为积极，正式将宋金矛盾视为当前的核心问题，开始全力以赴备战。同时，李纲和种师道这两位坚定的主战派，也提出了极为激进的战略建议。李纲列出了八项主要措施，其中包括：效仿唐朝的藩镇制度，在北方边地设立多个藩镇；恢复王安石变法的保甲制度，进行全国动员；出台政策支持全民养马，解决军中马匹短缺问题；恢复河北地区的沼泽，修复农业生产；重建河北和山西的破损城池；免除战乱地区的租税，恢复生产；鼓励商贩向河北、山西等地输送粮草；停止南方海盐输入，恢复解州池盐专卖，解决军费问题。李纲的提案涵盖广泛，操作难度极大，财力消耗巨大。而种师道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方案，主张控制战略要地，采取持久战策略，“我众彼寡，但分兵结营，控守要地，使彼粮道不通，坐以持久，可破也”。他指出，重点防守沧州、卫州、孟州和滑州这些关键地区，以确保黄河一线的防线稳固。
尽管钦宗皇帝已基本巩固权力，三镇不可割让，准备迎战金军，但问题出在执行上。北宋体制僵化，官僚体系效率低下，决策上层与实际执行之间常常脱节。李纲的宏大建议面临巨大障碍，尤其是财力和人力问题。种师道的战略更为简单，但也因为涉及到固守关键地带，便无力推进。甚至，尽管李纲和种师道提出了强有力的建议，却在朝堂内遭遇主和派的阻力，无法顺利实施。
三镇救援的军队本应由种师道领导，但他手头并无足够兵力。姚古和种师中虽带有军队，但种师道却因未能得到必要的支持和指挥资源，成为了“光杆司令”。最终，只有姚古和种师中两支军队得以出征。
太原是三镇中最急需解围的地方，女真西路军一直未撤，困扰着太原镇。解围的机会出现在女真东路军仓皇撤退的那一刻，种师中建议率军越过黄河，切断敌军退路。然而，朝廷迟疑未决，错过了最佳时机。朝廷疑虑重重，最终选择将种师中派往河北支援其他镇，而不是立刻解救太原。
随着战局的发展，女真西路军主力依旧围困太原，而北宋庙堂的指令依旧迟缓。姚古在西南战场收复了部分失地，但始终无法打破对太原的封锁，最终，太原城内粮草尽失，处境愈发艰难。朝廷决定再次调动种师中援助山西，然而，在时间的压力下，种师中和姚古两支军队的配合显得迟缓，错过了解围的关键时机。种师中也因此面临了巨大压力，军队在缺乏补给的情况下进行急行军，最终在与女真西路军的激战中败北。
种师中的失败，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误，也是北宋政治体制僵化、指挥失误的结果。战败后，种师中战死，北宋三大将领中，种师道辞职、种师中战死、姚古撤职，北宋的北方防线崩溃。庙堂的指责一如既往，执行无力的局面再度凸显。
面对这种局面，北宋的困境加剧，而朝廷依旧拖延，权力在主和派的反复政治斗争中摇摆不定。北宋不仅丧失了三镇的防线，甚至在整个北方陷入了更为严峻的危机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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